近些年来，随着专利技术的进步，专利权的保护问题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专利权人也更加频繁地通过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将专利侵权诉讼作为企业竞争的重要手段。这使得专利侵权诉讼中当事人的权利滥用问题开始凸显。
所谓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权利滥用，是指专利侵权诉讼当事人明知不享有诉权而提起诉讼，或者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为目的而恶意行使诉讼中的具体权利的行为。
专利法的核心是保护发明创造，激励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但专利制度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专利制度既要保护专利、鼓励技术进步、推动科技创新，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要防止和避免专利权被滥用，成为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手段。
专利恶意诉讼是一种权利滥用，更具体是指诉权的滥用，一般指故意使他人受到损害为目的，在缺乏实体权利或者无正当理由和事实根据的情形下提起民事诉讼，致使相对人在诉讼中遭受损失的行为。通常，恶意诉讼的提起更多时候并不是针对于案件本身，而是利用恶意诉讼以达到诉讼之外的非法目的，并造成被诉人的相应损害后果，是一种隐蔽性较强的侵权行为。
由于专利恶意诉讼本质上属于滥用实体或程序权利，如果对专利恶意诉讼不予规制，不仅宝贵的司法资源成为诸如“垃圾专利”专利权人不当竞争的工具，而且也严重冲击和损害着司法权威，破坏法律的秩序价值。为此，最高法院于 2011 年将“因恶意申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作为民事诉讼案由之一，希望 “以案制案”，即鼓励专利恶意诉讼的受害人通过诉讼，增加恶意诉讼当事人的成本来制止专利恶意诉讼，以维护司法权威、减少司法资源浪费，同时能建立良好的专利秩序，防止专利异化。
虽然我国并无关于专利恶意诉讼的概念、构成要件及法律后果的法律条文，但相关立法仍可起到规制作用。专利恶意诉讼由于在形式上的合法性。专利恶意诉讼的行为人据以起诉的专利权均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由于我国行政机关对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仅进行形式审查，不进行实质审査，所以即使行为人的专利权实质不符合授权条件，仍然能通过形式审查获得授权，从而拥有形式上合法的知识产权。这种形式上合法的知识产权，成为行为人展开恶意诉讼、进行竞争对手的工具。
在专利侵权恶意诉讼中，当事人以形式上的专利，掩盖问题专利的真相，恶意利用虚假专利、无效专利阻止其他同类经营者的竞争。在这类案件中，诉讼的争议焦点不仅多，而且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性，侵权行为的认定上需要精通多领域的知识。因此，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判断原告专利权人究竟是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还是通过诉讼恶意侵害他人权益，在未经过实质性审查的情况下是很难直接下结论的。
从 2003 年我国确认第一起专利恶意诉讼案件后，又发生了一些涉及专利恶意诉讼维权的典型实例，如“许赞有系列竹地毯外观设计案”、“北京明日与维纳尔公司恶意诉讼纠纷案”等。近几年，“恒盛公司与多棱公司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北京远东与四方如钢专利恶意诉讼纠纷案”、“深圳迈瑞与理邦公司知识产权纠纷案”等案的审结逐渐将专利恶意诉讼概念、构成要件等基本问题在判决中尝试明确。
恶意诉讼之“恶意”，很显然是一种主观过错，即存在故意且主观心态具有应受非难性，因此恶意诉讼是一种过错行为，以行为人的过错作为责任的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认定某种具体的诉讼行为属于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至少应当满足以下构成要件：1.一方当事人以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方式提出了某项请求，或者以提出某项请求相威胁；2.提出请求的一方当事人具有主观上的恶意；3.具有实际的损害后果；4.提出请求的一方当事人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对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构成要件中的1、3、4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提出请求的一方当事人具有主观上的恶意”，存在一定主观性，对此，笔者对近些年的部分案例进行分析，结合案例对“主观上的恶意”进行说明。
另外，从专利的技术复杂性角度而言，专利恶意诉讼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恶意诉讼更具有隐蔽性，更加难以被识别。对于专利恶意诉讼的识别，不能仅凭某一单一标准进行判断，而需要结合个案案情，依据多方面的考量因素，进行全面、综合判定; 另外，规制专利恶意诉讼涉及保证专利权人合法维权与有效惩罚恶意诉讼行为之间的价值平衡，规制尺度把握上如过宽或者过严，均可能与专利恶意诉讼的规制目的和初衷产生冲突与背离。
